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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石泰峰：《市场经济与法律发展——一种法社会学思考》，《中外法学》1993年第5期。

因此，借助法教义学的后果难题，苏力做此偏激的言论，实际上是意欲导出与法教义学方式不同的另一种论证方式，即社科法学的论证方式。[46]孙海波在对比基于规则的推理和基于后果的推理时列出了五点区别，然而在笔者看来，他虽然将逆推/顺推作为第(1)个区别，但是第(2)个区别和第(4)个区别却点出了两者之关键：后果主义更加注重对实质正义的关照，以及后果主义考虑更多的是不同于法律后果的法外后果。

以疑难案件为起点，司法裁判中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之间的不协调问题，成为人们批评法教义学方法的重要支点。然而，司法裁判本身不仅要求依据规则，更要实现正义。于是剩下的可能进路就在于通过结果的不公正与否来断定是否属于疑难案件。无论规范如何被预设，社会的变迁总会改变规则适用的具体环境，这是法教义学无论如何都无法解决的问题。[12]参见注[9]，雷磊文，第200-202页。

但令人困扰的问题在于，法教义学的规范后果与社科法学所确定的后果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当中？如果社科法学确定的后果只是对法教义学的规范后果的补充，那么社科法学确定的后果应该如何补充？如果说社科法学寻找到了比法教义学的规范后果更可靠的、更正当的后果，那么通过法教义学方式推理、论证的规范后果是否还有重要性或意义？换句话说，如果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各有其正当和合理的来源，那么两者如何统一，此问题令人困扰。但是，对于如何对待涉诉舆论的问题，无论是理论领域，还是实践领域，许多人都持有否定的态度，声称舆论会影响司法独立审判、舆论歪曲事实、舆论隐含的是情绪、舆论代表大众思维与司法思维对立，等等。第一个问题是样本数据库中判决书样本的代表性问题。

[25]法律实证研究通常不存在论题的整体缺失，否则基本上没有办法开展研究。[62]参见左卫民主编：《中国法律实证研究》(第1卷)，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对于读者而言，这样的研究其实很难释惑，反而可能引起了更多的困惑。[10]这是中国法律实证研究实践者自我反省意识的具体体现，非常有意义。

目前的数据公司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帮助实现这个目标，但是还不够。[30]参见陈瑞华：《法学研究方法的若干反思》，《中外法学》2015年第1期，第22～28页。

同时，对讨论信息的保存方式也不一样，有些是插放在卷宗里的手写稿，有些是打印稿但电子版没有存档。在量化实证研究中，高品质的数据是获得科学证据的基础，然而有了高品质量化数据，未必就能有科学的发现。本节先分析数据的问题。比如，左卫民认为，在已有的关于中国法律实证研究的研究中，研究者本身大多未直接展开基于数据的实证研究，所以其讨论多为外部性论述，可能不够系统和深入，尤其是对实证研究所面临的实际问题和挑战可能体察不够，所以他建议，中国法律实证研究之路需要长期研究者在观瞻他者的同时省思自己。

[19]法律实证研究中发生的要素缺失、理论与经验之间的没有转换或者转换不当、要素之间没有衔接或者衔接不当，就是违背了实证研究的正当程序。在一篇关于中国民间借贷利率规则的实证研究中，我在文章开门见山就指出：如何确定一个合理的民间借贷利率规则，即究竟由借贷双方自由商定利率还是限定一个(合理的)法定利率上限，是一个始终贯穿中国历史的现实问题。换句话说，只要是抱着实证的态度开展研究的，至少会存在一两个具体的经验性话题，否则研究的开展难以想象。这个问题和前面的是一脉相承的。

相比较之下，学术论题共同体在中国其他社会科学领域里、在美国法学界就更加成熟。比如，对死刑效果的量化研究中，尽管研究者观点非常不一致，但也存在大体上可以借鉴、学习、争鸣的成熟统计模式。

上文对实证研究三大类潜在问题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也呼应了白建军关于程序是实证分析第一要素的界定。[52]尽管美国同行的错误并不能正当化中国法律实证研究者的同样错误，但是这也充分说明统计操作的规范化与科学化是中国法律实证研究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

这些问题至今还遍布在美国的法律实证研究作品中——尤其是学生编辑的法律评论中。没有理论介入的实证研究，是干巴巴的事实报告，通常会被纳入调查报告或者田野报告的范畴，而不是严谨的学术研究。如果说，中国法律实证研究共同体已经大致形成的话，下一步的工作是什么？我以为，更应当注重研究基本功的修炼，推进基本数据的共建与共享，培育更多的学术论题共同体。这种建模的方式与过程，往往和研究所要验证的命题假设不符，未必能直接回应文章提出的话题和解决话题背后的问题，因此有很大随意性。研究要素没有在理论世界和经验世界进行合理的转换，是许多法律实证研究所存在的普遍性问题。也就是说，此类研究缺乏文献回顾。

前注[9]，陈若英文，第13页。这个问题可以说非常普遍，非常严重。

前注[41]，程金华文，第160～168页。由于缺乏可以借鉴的形成统计模式，加上前文提到的理论应用乏力和数据不足等原因，导致中国法律实证研究者在统计结果汇报和解读上要么一股脑儿全端上来，要么可能非常粗略地罗列数据，很难明确汇报和解释的重心。

即便是裁判文书网上海量的文书数据，也是充满了大量的bug。[61]不仅最高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上网工程催生了一个法律大数据的产业，与此同时，诸如中国法律实证研究年会、迈向数据法学、人工智能与法律这样的学术研讨会频频召开，包括《中国法律实证研究》[62]和《实证法学研究》[63]这样的出版物已经面世，一个相对稳定的法律实证研究共同体呼之欲出。

参见Jack Goldsmith Adrian Vermeule, Empirical Methodology and Legal Scholarship, 69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153，153-67(2002)。在极端情况下，一部分研究时间跨度较长的研究中，实证研究者自己前后采取样本数据的标准不一，导致数据收集的过程非常不具有可重复性。【期刊名称】《清华法学》【期刊年份】 2018年 【期号】 4 进入专题： 数据法学 学术批评 法律实证 。简言之，研究方法与技术不是万能，但是不谈基本的方法与技术，更容易走歪门邪道。

很有可能，这样一个实证选题，对于中国法学期刊的读者而言，是没味道的。三、研究选题的乏味 在对法律实证研究的潜在问题进行了类型化之后，我接下来结合一些实例，对各类问题进行更加细致、具体的剖析。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有四个基本研究要素，它们分别是论题、文献、论据与结论。当前中国法律实证研究作品存在明显的理论应用乏力的问题。

目前，判决书量化研究基本上都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选取样本。这是一个互助、互惠的事业。

因为缺乏跟踪研究，理论争鸣和发展也非常难以有效开展。一个相关的问题或者遗憾是，当前的法律实证研究很少把法教义学的理论纳入到经验研究中去检验。因之，这个共同体必须是开放的、互惠的。最后的结论要素，同样有两个层次，一个是对经验发现的总结，另一个是从经验总结中提炼出来的理论性结论。

除此之外，法律实证研究还存在第三类的研究要素之间的衔接问题。问题的关键是，哪些文书上网了，哪些文书没有上网，并没有官方的说明——我自己猜测，连最高法院负责这项工程的领导也未必知道。

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者往往不是根据理论要求来建模，而是根据数据中已有的变量信息来建模。论据——确切说经验证据——的残缺对于实证研究而言，自然是个大问题。

[17]社会学学者彭玉生形象地把当代社会科学论文的写作过程归纳为洋八股，即问题、文献、假设、测量、数据、方法、分析和结论(参见彭玉生：《洋八股与社会科学规范》，《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第181页。[34]参见王伦刚、刘思达：《基层法院审判委员会压力案件决策的实证研究》，《法学研究》2017年第1期，第80～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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